1978年金秋时节，药物所迎来了“文革”后首次招收的6名研究生，我也荣幸地名忝其列。那年我已36岁，我的生活道路从此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由于“文革”，我未能学完医学理论课，也未经过临床实习就被分配到苏北乡下工作。艰苦的条件并未使我气馁，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却让我非常苦恼，只能通过自学来提高医术。没想到这样积累下来的知识，后来让我顺利地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登上了药物所的科学殿堂。

　　药物所让我实现了过去梦寐以求的理想，使我能自由地在知识的天空里翱翔，不受任何干扰。在邹冈、生理所沈谔教授指导下以及组内同事的帮助下，我完成了硕士论文。1983年由所里选派，通过了高教部出国人员考试，次年被派到挪威Oslo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进修。由于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经导师P. Andersen教授的推荐，我在1990年获得了Oslo大学博士学位。在挪威学习期间，所领导把我的家属调到了上海（当时是难以想象地困难！），我很感动，时刻牢记自己是药物所的一员，发表的8篇论文（包括1987年发表在Nature的论文），每篇首页都注明Hu G.-Y.的现址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991年金秋时节，我收到了北美3个实验室的邀请函。此时，白东鲁所长写信并打电话，热情邀请我回所工作。我知道现在是报效药物所的时候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回到了上海。此后16年，我在所里主要做了2件事：（1）协助谢毓元主任筹建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所领导和谢先生的支持下，发动全室同事，克服重重困难，使实验室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来在国家评估中屡次被评为“优秀实验室”，我本人也因此获得了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个人奖”。（2）“八五”期间（1992～1995）主持了国家科技攻关的药物筛选课题，担任国家医药、农药筛选协作组组长，组织协调我所、北医大、南开大学和医科院药物所的筛选工作。为了确保国家对于新药筛选的稳定支持，我给国家计委（现为发改委）撰写了建立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的建议书（后被纳入科技部“九五”期间的“1035”计划），又代表药物所在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的立项论证会上作了可行性报告。

　　由于种种原因，回国以后我未能继续从事在国外的前沿性研究，虽然培养了12名研究生，发表了一批论文，内心并不满意。但是想起所领导委以的重任以及院领导有关“实验室主任以扶持他人为己任”的教导，眼看今天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新药筛选中心欣欣向荣的局面，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胡国渊（原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