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清)光如旭日初生——我所认得的丁光生先生 |
前记: 丁先生今年百岁大寿,是我们晚辈的一大幸事。有幸认得先生时,先生已届八十,我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而后我在中科院药物所攻读学位,常得先生帮助与叮咛,谆谆教诲,言犹在耳。先生的卓越成就,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实在不难获知。作为晚辈中的晚辈,我愿诚惶中记录一点我所经历的先生的日常点滴,与大家分享,致先生敬意,致生命感恩,感恩生命中遇到先生! 困在黑暗中的光: 在归档与记录这件事情上,丁先生是我遇到过的最强“天花板”。根据丁先生自己在《丁光生的九十年》中照片的记录,我第一次见到丁先生,是2000年的3月26日。那一天,丁先生与好几位中科院药物所的先生一起,受王霆博士邀请,参观上海市转基因研究中心。我作为王霆老师的大四实习生,得以搀扶几近双目失明的先生。我清晰的记得,那天在会议室门外,透过玻璃,看到白发苍苍的先生扶着拐棍,端坐、聆听、颔首。 后来,我有幸师从中科院药物所朱兴族教授做门生。2003年药物所搬迁张江新址之前,我们实验室在太原路294号34号楼二楼,丁先生办公室在34号楼一楼。我喜欢实验间隙去丁先生办公室坐坐。丁先生每天需要处理大量信件,包括email。那时候的先生,仅一只眼睛勉强有光感,是无法看信的。我唯一能够为他做的一点事就是——读信,特别是英文信件。丁先生总是非常认真的听我读信,在听完信件内容后,常常会转身,把身后的老式打字机搬到面前,借着一只眼睛的微弱视力,靠着对键盘的熟悉,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打字回信。虽是眼不能见,但拼写、空格、换行,毫不含糊。写完信后,先生会摸出一张空白的《中国药理学报》的信封,根据我念的内容,把收发人地址也详细打字写上去。如何用英文规范书写地址,以及国外地址符号的各种含义,都是丁先生边打字边教给我的。 不止一次,在“艰难”中完成这些任务后,平时笑容满面的先生,总会叹口气:“哎,我就是这个眼睛不好 !”先生告诉我,他患的是青光眼,已到病程晚期,视神经萎缩,无法治愈,言语间非常无奈。 眼疾导致的失明是先生晚年最大的痛苦。然而,被困于黑暗中的先生,却从未停下过前进的脚步。先生的办公室,始终保持着他熟悉的“老样子”,先生的东西从来都是严格归位,以便寻找。先生常常闭着眼睛,靠双手“摸索”着在办公室工作,面孔平和坚定,仿佛窗口斜进来的阳光,从容而温暖。 开创先河之光: 说来惭愧,我当年实在太懵懂,以致我是先认得丁先生,而后才得知他的成就的。与常人相比,非常罕见的少掉了“久仰”这一环节,是货真价实的“有眼不识泰山”。 丁先生于195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1951年应祖国召唤回国。丁先生曾写下回国的艰辛:“ 1951-07-01,在旧金山搭SS Preside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总统号轮)。同轮回祖国大陆者有……等。启碇前美国军警突然检查刘静宜和我二人的行李(已入货舱)后才让启碇。”也曾记录下踏上祖国土地那一刻的激动:“1951-07-17,在太平洋上航行半个月(经美国檀香山、菲律宾国马尼拉、日本国横滨)到香港。在英国军警的持枪监视下,换小轮至九龙,换火车至罗湖,走百米缓冲带至祖国,出罗湖火车站,第一次见五星红旗,热泪盈眶…… ”(摘自《丁光生的八十年》)。 2016年,我已在美国旅居多年,回国探望先生,再次问起他当年为什么选择回国。当时已经95岁高龄的丁先生,清晰的用两点回答我的问题:“1949年建国前,中国化合物都寄往美国去检测活性。建国后,中美断交,中国化学家的化合物没有了测试途径,中国急需药理学工作者。当时竺可桢院长(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通过我父亲了解到我拿到了药理学博士学位,就邀请我回国…… 我记得回国前,我在一份美国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解放军解放上海,进驻上海后,军人全部露宿街头,不去打搅百姓,我觉得这样的政府可信。”在国家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责任,一份需要,一个信心,成就先生回归的决心,与多年未曾更改的单纯的初心。 丁先生在博士期间从事麻醉药理学研究。回国后,马上投入国家重大医疗需求攻坚战役中。建国初期,我国迫切需要解决血吸虫病防治的难题。当时的一线药物锑剂吐酒石常常引发锑中毒,因此临床上急需重金属解毒药。丁先生与谢毓元院士合作开发的重金属驱排新药二巯基丁二酸,因药效国际领先,成为第一个FDA批准的美国仿制中国的药物。是我中国新药研发的里程碑与骄傲。 十年浩劫中丁先生被迫中断科学研究。根据《丁光生备忘录》的记载,丁先生于1977年开始重返科学岗位。1980年1月,丁先生记录“入院检查青光眼”,想来当时视力已经严重受损。丁先生也曾多次提起,视力障碍是他放弃科研的唯一原因。一向视工作为生命的丁先生,在得知科研生命无法继续后,会经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不得而知。我所能看到的是,短短八个月后,1980年9月5日,《丁光生备忘录》中出现了12个字“《中国药理学报》创刊,我任主编”。平淡无奇的一句话, 却是惊鸿一瞥,记录了我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的里程丰碑。《中国药理学报》是先生后半生最为关注的事业和最长念的牵挂。《中国药理学报》创刊多年来,发表内容不限药理学,涵盖所有生命科学领域。当年我做学生,并不知深浅,曾经问他《中国药理学报》为什么这么重要。他告诉我,多少中国学者,在文章投稿过程中,文章被压制,成果被剽窃。他曾说,上海医科大学张安中教授(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之女,国际影星陈冲女士之母),曾就一篇急需发表的文章找到《中国药理学报》,正因为有这个发表渠道,张安中教授的发现得以领先国外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上作为首创发表。作为中国最早的全英文期刊,最早被SCI收录的中国期刊,《中国药理学报》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为中国生命科学学者赢得了宝贵的平等竞争机会。 《丁光生的八十年》中,收录了双目失明的先生亲自整理的《丁光生备忘录》,从1921年到2001年,详细到年月日,时间地点与人物,准确与精确令人叹服。《丁光生备忘录》也是中国药理学与科技编辑学发展的宝贵历史资料,一路读下来,仿佛看到丁先生如一架烈火战车,披荆斩棘,用生命照亮并开辟了我国两个关键的科学领域,炙烈、坚定、从不迟疑。 食堂师傅的老丁 丁先生朋友遍天下,却从来不算“往来无白丁”。丁先生的朋友圈是广谱的,他对人的尊重,是普世的。上到诺奖得主,下到食堂师傅,从未见他对谁有过任何的厚此薄彼。一面是整个药学界毕恭毕敬的“丁先生”,另一面是药物所食堂师傅口中热情招呼的“老丁”。不论什么称呼,丁先生总是乐呵呵的应着。 食堂师傅们也的确把丁先生当朋友,每次给他打饭,荤素菜饭都特别足量,生怕“老丁”吃不饱。我常有机会与丁先生一起去药物所食堂吃饭。常常吃着吃着,丁先生就抬头“望”着我叮嘱一句:“你不要浪费啊。”我每次听到都是心里一惊,觉得自己把剩菜剩饭丢进垃圾桶那几次是不是被先生“看见”了。丁先生总是光盘,不论多少。有一次,食堂师傅又给他盛了特别多,丁先生吃力的吃完最后一粒米,拄着拐杖走出食堂。遇到嵇汝运院士跟他打招呼,嵇先生开口便说:“师傅给打的饭太多了,吃的太多,不舒服。”丁先生也皱着眉扶着杖表示同感。虽是小事,却令我震撼了几十年,两位药学界泰斗面对一粥一饭的严肃与真诚,与我等晚辈真是云泥之别。 照亮他人的光 我作为新人刚进实验室的时候,常常跟丁先生唠叨一下实验进展。我记得在我要开始第一次动物实验之前,先生叮嘱我,做实验,一定尽可能多的收集数据与样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多收集数据意味着时间与动物得到充分利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第二,以行为学与病理分析为例,同一批实验中同一只动物上,各种指标之间是可以相互映证的,这个是下批实验再次重复也做不到的优势。2014年我离开UCSD到Salk研究所工作,先生得知,托人email给我一张1979年他与邹冈先生等人一起参观 Salk的合影。2016年我回国开会,约了先生来拜访他。先生托吴民淑主任问我,还想见哪位朋友,叫来一起开 Party。我岂敢麻烦先生,只告诉先生,探望完他,还准备去他办公室楼上看一下金国章院士,因当年读博士时也常蒙金先生关照。而当那天我如约推开丁先生办公室的门时,竟然看到丁先生与金先生一起在等我!不禁热泪盈眶! 当然,丁先生的年轻朋友太多了,受惠于丁先生关照的晚辈远不止我一个。 在《丁光生的九十年》中,有一张照片下面记录“2002-07-12,与王仁刚博士毕业合影”。王仁刚博士是我的同门师兄,在那张照片上,他身穿博士服,丁先生在他身边,穿着UCSD白色T恤,眼镜片上都闪烁着灿烂的快乐。据王师兄回忆,“和先生的缘分很深。我平生第一篇英文论文就是先生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斟酌修改的,他对用字和语法的严谨态度至今影响着我”,“知道我毕业后要去圣迭戈,丁先生特意穿上了UCSD的T恤与我合影”…… 丁先生桌上总放一本台历,上面有丁先生摸索中用斗大的字做的记录。每天翻一页,丁先生总会请人念一下那天是否有记录。正因为这些记录,我每年生日当天,总会收到丁先生的电话祝福。后来经丁先生介绍,我在UCSD结识了曾任《中国药理学报》编辑的王震平博士,震平博士告诉我,每年他的女儿过生日,也会收到丁先生的电话祝贺。 先生曾跟人开玩笑说自己是八十几岁的小伙子。的确如此,在他面前,我们做学生时那点焦虑并一地鸡毛的生活似乎没有藏身之地。被他蓬勃的朝气感染,发现每天都值得好好的起劲过活。 穿透黑暗的光 丁先生今年100周岁了,属于名副其实的“零零后”。先生少年遭遇战乱,青年事业有成,中年浩劫中受迫害,晚年再创辉煌。如果命运有季节,先生在时代起伏中,遇到的是四季分明的春夏秋冬。可是,先生从不曾输给时运。暴风骤雨后的先生,白发苍苍,却把心中的纯粹与安然写在了脸上。 对于未经苦难的人来说,天真是理所当然的。而历经苦难后,却选择依旧纯粹与明媚的面对生活,我不知先生这样可贵的人生力量从何而来。 他总如初升的旭日,用赤诚之光照亮每一位身边的人。
作者简介:刘华清,2006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后在美国UCSD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浙大城市学院研究员,从事神经再生与神经性疼痛机制方向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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