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宏 2021.05.16

1988年秋，我在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药理专业进入第五年，开始学习《临床药理学》这门课。当时的课程主讲老师是系主任王永铭教授。他一改此前讲课老师一人讲满一课的做法，请了好几位院外知名老师来讲课。第一讲就请了当时药理学界德高望重的丁光生教授来讲临床药理的作用和意义。同学们听说后，都非常高兴。我记得，那一堂课，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丁先生那时候虽然在讲课老师中年龄最大，但讲起课来最风趣、最活泼，深入浅出，各种“比方讲”引起大家会心的笑声。他的课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启迪了我的专业思维。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丁先生。

1989年5月的一天早上，刚刚做了通宵毕业实验的我正在宿舍里睡觉。忽然听到同学来敲门，让我看谁来找我。我睡眼惺忪地一看，原来是丁光生老先生来了。他那时已经68岁了，却爬了6层楼，直接来到男生寝室找我。因为临近毕业，许多同学都在实验室里做毕业专题实验，寝室里基本上没有人。我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了。丁先生看到我床头有一堆《中国药理学报》，非常高兴。因为在本科生中看学术杂志的不多，自己买来看的就更少了。我们一老一少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谈了起来。那时，虽然大环境受特殊事件的影响，对学生们毕业找工作有不小的影响。但我的志向就是想到一家科研单位做新药研究工作，成为像丁先生这样受人仰慕的大科学家。没想到，丁先生是来询问我是否愿意选择做编辑这个事业的。他慈祥和蔼地向我介绍了学报的编辑过程以及在药理学研究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希望我能去编辑部工作。我当时在心里犯开了嘀咕。这与我的理想似乎差别太大。但面对丁先生这样的老前辈，实在难以当面拒绝，就答应考虑考虑再说。

送走了丁先生，我就去找了我的课题导师王永铭教授和教研室江明华教授等老师，在这人生发展的选择问题上请教他们。没想到，他们均积极推荐我去编辑部工作，告诉我能直接跟着丁先生这样有造诣的老师学习，对我来说，是人生发展非常难得的机遇。其实，在整个药理学界，丁先生早已获得了极高的尊重和赞誉。

于是，我又到药物所编辑部认真考察了一番。当时，在较为艰苦的工作环境下，老主任张淑改研究员带领大家认真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实让我感动。我最终决定，到编辑部工作，成为这个光荣集体中光荣的一员。从此，我就跟丁先生结下了编辑师徒之缘。

上班第一天，丁先生就给了我一份《投稿须知》让我仔细阅读并提意见。经过认真仔细地阅读，我发现了一个一直被大家忽略的英寸换算的数值问题。由于那时候铅印，数字6和9印倒了，谁都没有看出来。丁先生马上写了一张条子，在编辑部全体同志面前表扬了我，给了我做好编辑的极大信心。还有一次，我校对参考文献，由于没有逐字校对，有个特殊字母打印有误没校对出来，丁先生一言不发，扔给我校对了三次，才告诉我出差错的原因。这两件事使刚参加工作的我印象深刻，并对我形成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影响极大。

相处久了，越发觉得丁先生可亲可敬，并非只是一个“严”字当头。为办好《中国药理学报》，他呕心沥血，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去了，对编辑部全体人员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但是在对待我，还有杨清权、李颖、杨如华、朱倩蓉、吕静、周向华、吴民淑等一批新来的年轻编辑时，他又处处诲人不倦、耐心授教，一点大专家的架子也没有。

1989年11月，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在北京举办期刊编辑培训班。丁先生亲自安排我去参加培训学习。当时，我认真思考着编辑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这个话题。丁先生就鼓励我把想法写出来。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编辑即创造》的初稿。然后，我带着稿子去了培训班。在班上，我特别请教了丁先生的好友，也是期刊界的老前辈翁永庆教授（原中华医学杂志社社长）。翁老也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当时刚刚创办《编辑学报》不久，也非常认真地指导我如何把观点梳理清楚。回来后，又在丁先生的指导下，经过数次修改，这篇文章就在1990年4月的《编辑学报》上发表了，成了我职业生涯第一次发表的论文。这件事情激发了我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和总结，在期刊编辑领域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文章，让我从此踏上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并把做好期刊编辑工作当成了毕生的追求。可以说，丁先生是我的职业入门导师。

1990年，由于人员变化种种原因，我临时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近一年。当时，我刚工作半年多，信心不足，经验欠缺，又恰逢学报从铅字印刷改为电脑排版印刷。计算机不熟悉、排版软件不熟悉、胶印流程不熟悉，大家感到困难重重。丁先生以年近70的高龄，每天陪我们讨论、研究、校阅到晚上九、十点钟。一大早，四、五点钟，又来到所里上班。他对我和其他年轻同志，充分信任，热情鼓励，要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创新大事做成、做好。经过大家齐心协力，我们终于渡过了难关，在整个上海市期刊界率先实现了电脑排版、激光照排印刷。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

1991年4月，我第一次跟丁先生去无锡参加全国的编辑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在几百人的会议上发言做学术交流报告。当时我非常紧张。丁先生一路鼓励，教我把讲稿分段，教我做幻灯片（那时候的幻灯片还是纸质框架上的透明薄膜片）并计算好每张幻灯手动播放时的讲述时间。我演练几次后，走上报告台。看到坐在第一排目光慈祥的丁先生，顿时充满信心，静下心来把报告做完，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1994年5月，在丁先生的举荐下，我全面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丁先生处处鼓励我、教导我，做工作要重质量、重创新，要敢为天下先。几十年来，可以说，在丁先生的工作表里，没有“休息”，也没有“节假日”这些词汇。工作就是休息，没干好就多干些时间。那种干劲，那种精神，那种上进的面貌，若没有对事业极其负责的责任心，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只要我工作上遇到困难，我就会想起丁先生斜挎书包，踏着星光，雄赳赳、气昂昂走来药物所上班的样子，就会马上感到浑身充满了干劲。

药理学报后来屡获国家、院、市各级大奖，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协基金、科学出版基金的重点支持，成为期刊界引人瞩目的专业大刊。编辑部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都是和丁先生创新求先的办刊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每当我们年轻人提出新的想法或改进的思路时，只要有利于学报的发展，丁先生总是愿意让我们去尝试。有时候，意见相左，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也不和我们年轻人计较。正是在这种群策群力的氛围下，学报才能得以迅速发展。我也是在这样积极向上的小环境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对期刊编辑工作学有专长的成熟的专业编辑人员。他鼓励我钻研编辑业务，学好英文。当我初有成绩，他又积极举荐，在1992年和1996年，我两度荣获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颁发的全国优秀青年编辑奖。1997年，在他和翁永庆等其他期刊界老同志的推荐下，我代表科技期刊界荣获“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成为人生第一次获得国家级奖励。1997年，他也成为我国第一批因科技期刊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被授予“韬奋出版奖”的出版家。从此，我们师徒的心靠得更紧。

丁先生是一位典型的集体主义者，非常注重集体荣誉。他善待每一位员工。谁过生日，甚至谁的爱人过生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乐于助人，几乎学报每位同志都因此而受益匪浅，难以忘怀。他给每一位同事都留下过非常珍贵的聚会照片，照片背面都有他亲自用手动打字机一一打印上去的年月日时间。我一直珍藏着我的夫人第一次来上海看我时，丁先生亲自拍的合影。相片背面的时间，记载了我们永远珍惜的人生时刻。

丁先生脾气豁达直率，小事不记心，大事讲原则。科技期刊过去一些年来，受到一些科技政策片面导向的影响，在优秀稿源外流严重的情况下，国内期刊的发表质量难以与国际接轨。碰到这种非编辑能力的办刊不利因素，他就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呼吁，直截了当地向上级领导反映。那种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姿态，真实反映了丁先生为国为民的一腔热诚。他的一位学生发了财，看到他办公室条件简陋，拿来1万元钱给他装修办公室，他接受下来，却全部捐给了中国药理学报基金会。学报直面市场经济后，他每次外出，都尽量节减开支，主动为编辑部着想。可以说，一言一行均显高风亮节。

1999年，我参与创办《亚洲男科学杂志》，2000年，我创办《家庭用药》杂志。丁先生始终如一地支持我大胆去闯、大胆去试，并且要求我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有他作为坚强后盾，在药物所领导和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下，这两个新刊也逐渐成为期刊界的名刊。可以说，我在上海工作期间所有值得纪念的业绩，都有着丁先生的功劳。

丁先生75岁时，药理学报在西安开编委会，他还和我一起爬上了华山。他80岁，还登过峨嵋金顶。他人老心不老，总在挑战自己，挑战命运。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影响了我。2006年，我离开上海，被院里调到北京，在科学出版社配合院里的出版集团化改革工作，做全院科技期刊集约化工作和《中国科学》杂志社转企改制工作。当时人生地不熟，各项工作推动起来困难很大。可是，我一想起丁先生在华山上握着我的手说“你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时，我就会顿感激情澎湃，再大的困难也不怕了。可以说，丁先生给我的精神力量是使我前进的动力源泉。所以，每次我回上海出差、办事，只要有空，我就会转回岳阳路319号16号楼，去看望坐在1楼办公室的丁先生。每当我跟他聊起我在北京的种种进展、种种际遇时，他都会像家里长辈一样非常高兴地给我鼓励、给我支持。他还总在药物所小食堂定下一桌“上海菜”，让我重温那种回家的感觉。2018年5月26日，在他97岁之际，我带夫人和孩子回上海，专门去华东医院看望他。他除了眼睛看不清楚之外，仍然声音洪亮地问我的孩子在哪里上学、学什么专业。我们一起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合影（见照片：从右至左，丁光生、肖宏、宰玲俐、肖云扬、吴民淑）。

丁先生对所有的新生事物都非常感兴趣。2012年我到清华大学所属的“中国知网”工作后，跟他讲起当前数字出版、数据库网络服务的进展，他非常认真地向我了解各项细节。他对科技期刊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的改革进展非常支持，很多观点比年轻一代的想法还先进。只要有利于科技期刊发展的，他都积极支持、鼓励尝试。丁先生有个习惯，就是考虑问题总是能站在国际的角度来审视，善于和先进的思维相比较。我个人的良好英文能力和积极捕捉国际进展信息的习惯，也是在他的熏陶下形成的。可以说，丁先生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真正的人生导师！

丁先生也非常注重身体健康和保健。在上海，只要从药物所出发，半小时左右能走到的地方，他都是提前步行去参加会议，以此锻炼身体。每天严格按照自己定的时间表作息，三餐吃饭的时间基本都是固定的，从无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他告诫我，管好健康，才能更好地为革命工作。这也是促使我研究健康科普，创办《家庭用药》以及举办系列科普活动的兴趣来源之一。他能活到百岁健在，也是关注健康、持之以恒的结果。

2001年，丁先生80岁寿诞时，也是丁先生来所工作50周年，我曾经撰写过寿联一幅，上联是：八十年风雨激扬奋斗拼搏撑开天地，下联是：五十载坎坷辛勤耕耘奉献荫被后人。相识相知33年了，丁先生马上就要迎来百岁诞辰。在此，我谨撰祝寿诗一首，满怀感恩之心，略表无限敬祝之意。

世纪老人丁光生，从研做事最认真。

德学双馨是楷模，志在酬国最勤奋。

以身作则勇开路，提携后辈最诚心。

百年家国渐辉煌，期颐人瑞励志铭。 

 

（作者简介：肖宏，编审。现任《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兼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曾于1989.07-2000.05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中国药理学报》《亚洲男科学杂志》《家庭用药》编辑部工作。2000.05-2006.02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担任主任。2006.2-2012.07在科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兼期刊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曾于1992和1996年两度荣获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奖，1997年荣获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科院第二届优秀青年工作者称号，2000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2007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是2007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出版领域学科带头人，2016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行业领军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