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在全所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新药精神”大讨论活动，在近日召开的讨论启动会上，出现了一位白发红衣、面容慈祥的老者。记者注意到他随身携带的一只略显笨重的黑色大挎包，不仅破旧不堪，走线处更是颇多磨损。然而，老人却似乎非常爱惜它，当他落座时，摸索着把这只包从肩上拿下来，又小心翼翼地挂在了椅背上，像是呵护一位老朋友。若非经人介绍，谁能想到这位朴素节俭的老人，就是上海药物所药理学实验室创始人、93岁高龄的老科学家——丁光生呢？

　　冒死归来 报效国家

　　1951年7月17日，丁光生从美国回到祖国，作为中国第一代临床麻醉学家和药理学博士，由赵承嘏老所长引荐到药物研究所工作。那个年代，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想要回来报效祖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回国是很艰难的，是抱着一拼生死的决心，经过很多斗争才回来的。”谈到那段经历，丁光生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1946年，丁光生考取了当时教育部的公费留学，筹备一年后，于1947年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临床麻醉医师，同时在药理系攻读药理学博士。他为学勤勉刻苦，工作认真负责，获得业内一致好评。他不仅被美国Sigma Xi学会选为会员，还收到了美国诸多知名机构的工作邀请。然而，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丁光生萌生了回国报效的强烈愿望。但是，他的这一决定遭到了美方的种种阻挠。为了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丁光生给当时的政务院写信询问，拿到了中国政府欢迎他归国的复函，丁光生据理力争，甚至还进行了中文复函的英文公证，美国政府这才不得不放行。

　　丁光生回忆道：“我当时是从旧金山登船的，船马上就要起航了，突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上了船，声称不许开船，要先检查两个人的行李，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一名姓刘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行李都寄放在舱底，打开很困难，为了配合检查，客船不得不停靠了很长时间。紧张的气氛久久笼罩着归国心切的人们，由于有钱学森在开船之前被阻止回国的先例，丁光生感到万分揪心，好在“最后也没查出什么违禁品，美国人不得不放我们走了。”

　　这艘船在太平洋上足足航行了半个月，船上28个中国留学生常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之前被检查的那位刘姓留学生还拿出一本《论新民主主义》，号召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位地下党员。可见，我们当时都是冒了极大的危险，下定决心回国效力的。”当丁光生历尽艰辛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在深圳罗湖火车站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时，他不禁热泪盈眶。

　　丁光生对祖国的拳拳深情，几十年间从未更改。在他看来，所谓“新药精神”不能脱离“爱国”两字，他说：“只有把祖国放在心里，才能真正做出‘为国’、‘为民’的新药。”

　　药理研究室平地而起

　　回国后的丁光生很快收到了多家医学院的工作邀请，在他的姨夫竺可桢教授的推荐下，丁光生选择了加入上海药物研究所。一进所，丁光生就立即着手开展了药理研究室和动物房的筹建工作——这对当时的药物所而言，是白手起家、平地起楼般的大工程。

　　丁光生当时的工作真可谓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大到设计监制实验室和动物房，小到采购桌椅笼具、仪器设备，他都亲自操刀。他四度建设动物房，有时甚至独自在动物房中过夜；冬天水泥凝固太慢影响进度，他手捧火盆促进干燥；为了制作筛选模型，他带领动物房的同事连夜捕捉流浪猫狗……诸般事迹，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丁光生披星戴月的作息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早上四五点钟上班，晚上十点下班，风雨无阻，节假依然。“在我们的印象里，丁先生永远是挎着书包，迎着晨光，雄赳赳、气昂昂地迎面走来。这一幕,总能带给我们鼓舞与力量。”“丁先生从而立之年直到耄耋之年，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时刻表’，几十年间一直都是所里上班最早的人，光凭这一点，他就是一个传奇，是药物所一道令人景仰的风景线。”丁光生的同事们如此描述道。他的学生甚至跟他打趣，让他去申请一个“坚持早上班”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丁光生的科研工作主要分为三方面：心血管药理研究、抗血吸虫病的研究和重金属解毒药的研究。“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上世纪五十年代，针对我国南方诸省遗留已久的血吸虫病害，在毛主席号召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场防疫战争由此打响。当时世界上只有一种治疗血吸虫病的特效药——酒石酸锑钾，但是酒石酸锑钾毒性很强，很多病人都是因药丧生的。丁光生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反复筛选，找到了安全强效的解药——二巯丁二酸钠，一经推广应用，拯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这种解药还被意外地发现对重金属中毒和毒蘑菇中毒有一定作用。令人动容的是，1958年，上海中山医院开始临床试验二巯丁二酸钠时，丁光生自告奋勇，成了第一个临床实验的“病人”。丁光生不仅有着对抗“小虫”的妙手，更有着一颗“神农遍尝百草”般的医者仁心。

　　此外，丁光生还开辟了冠脉循环与动脉粥样硬化的药物研究，并首创抗心律失常的新结构类型药常咯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做的是真正造福人类的事业。

　　在丁光生孜孜不倦的努力下，1954年底，药理研究室发展到21人，初见规模。这是上海药物所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笔，自此，药物所提取的化学有效成分再也不用漂洋过海送往美国分析了。

　　从医学家到编辑学家

　　丁光生是我国第一代临床麻醉学家、药理学家及编辑学家。他在两个看起来相去甚远、少有交集的领域——医学和编辑学中，都做出了令人敬仰的成就。

　　1979年，丁光生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当时全国第一届药理学会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决定创办一份药理刊物——《中国药理学报》，大家推选丁光生担任主编并进行筹备。历时一年后，《中国药理学报》正式出刊。1982年，丁光生又创办了《新药与临床》杂志，同样担任主编。这之后，他的所有精力都转移到了办刊上，并参与筹备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编辑学会”这一提法在当时颇受争议，“很多人说‘编辑学’在全世界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编辑不就是‘剪刀加浆糊’吗？为什么还要成立学会？”丁光生说，“但是我坚持认为编辑有学问。”丁光生用自己的努力和执着创造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editology（编辑学），这一全新的概念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当记者与他联系进行采访时，发现93岁高龄的丁老先生直到现在还坚守在《中国药理学报》编辑部的一楼办公室办公。丁光生笑着说：“我的座右铭就是甘为他人做嫁衣。”编辑工作是一项“只出力，不出名”的工作，但他“甘做护花的春泥，甘做建设两个文明的‘铺路石子’”，哪怕自己双目患病，视力恶化，也依然坚守在这份“不起眼”工作的第一线。

　　属于丁先生的“新药精神”

　　1985年，丁光生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9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秦伯益院长为丁光生题诗：“丹心报国渡重洋，细雨润物绣华章；几案常展经纶书，杖履不涉名利场。新药评价自君倡，期刊规范赖翁扬；最是难能可贵处，直人快语暖人肠。”诗中不仅高度评价了丁光生在事业上的成就，更强调了丁光生予人温暖的人格力量。

　　在丁光生九十岁华诞上，当时的药物所党委书记成建军致辞道：“九十年里，丁先生以热爱生活，热爱集体，豁达开朗的性格感染着身边的同事朋友。”

　　他会把同事朋友，甚至他们爱人的生日都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并且送上自己的祝福。“他走得动的时候，每年都会上门拜年，前几年，他改用贺年卡拜年，近年来他坚持用电话方式祝福同事朋友们。”点点滴滴的人情味，让人感动。

　　丁光生虽然视力不佳，腿脚不便，出行时还常常拄着拐杖，但只要遇上认识的人，他总会笑容满面地打个招呼。他还喜欢和熟人开玩笑，有一回，他对着沈竞康研究员笑道：“听说你去坐滑翔机了？这个很好。”简单一句话里，有调侃，也有对朋友的关注、关切。有次开会，大家一起用盒饭时，丁光生一边主张用自己的饭卡为大家结账，一边邀请大家：“来我在浦西的办公室吧，我请你们吃饭！”

　　“丁老先生不仅性格幽默，十分健谈，而且很重感情。印象中有一次，他来到药物所一期的会议室，面对着熟悉的布置陈设，突然感叹了一句：‘很多老同事都不在了’，眼中微微泛起泪光。那一幕，让我的心都跟着柔软起来。”一名学生如此说道。

　　93岁高龄的丁光生喜欢顽皮地自称“90”后，表示一定要跟得上时代。但他那位跟不上时代的老伙伴——黑色大挎包，却多年来一直陪伴他左右，从崭新光鲜直到沧桑斑驳。丁光生的行事做人，桩桩件件都让记者深切地感到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对事业苦心孤诣，精益求精，对他人用心尽力，关怀备至，而自己的生活却勤俭节约，朴实无华。他这一生，当得起他一再强调的属于药物所人的“新药精神”——“创新，求实，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