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盟友蒋华良

马驰

　　昨天，吉永华教授发来信息，说华良先生走了，我还以为是网上谣传，但最后竟被确认情况属实，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与华良本不是一个行当里的人。他做药物研究，我做文学理论研究，是民盟让我们相识、相交，成为挚友，走得很近。我们的交往始于多年前的民盟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俩被安排在友谊宾馆悦宾楼一个房间。他向我介绍他正在从事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做靶向药物研究；我向他介绍我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那时，我们交谈最多的是盟内前辈；他问我是否知道嵇汝运先生？我说当然知道，因为上小学时，我们都读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他告诉我，嵇先生不仅学问好，还是个有诗情的文人，并从电脑里翻出老先生的旧体诗给我看，我们一边读着老先生的诗作，一边听他回忆老先生对他的教诲。从他的真情流露中，我感受到他对民盟一往情深。在开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及立场惊人地相似，每晚，我们都会躺在床上深谈，谈国家、谈民盟、有时不免还有一些“妄议”，直至熬不住了睡去。我们“同居”一室，同出同进，一起在友谊宾馆散步，一起去东厂胡同参观民盟机关大院，凭吊北平药物所旧址；我向他介绍“黎大总统”趣闻，他向我介绍药物所前身——中研院北平药物所掌故；从那时起，我们成了好友。无论走到哪里，华良都背着他那台老旧的IBM电脑。每到晚上，他都会把电脑包藏在席梦思床垫下，有几天甚至放到我的床下，说是为了安全。我非常不理解他为何这么在意这台笔记本电脑，他告诉我里面有国家核心机密。我是个对机密最不感兴趣的人，此生也不想知道什么机密，因此我很少过问他的研究。

　　记得多年，他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在上任前，他突然找我，说是想让我给他们全所开个讲座，并且说这是他上任伊始的第一个讲座，一定要成功。为此我有些为难，因为我不谙药学，能说什么呢？他让我讲马克思，这让我诚惶诚恐，心说科学家们能听得下去吗？他非常坚决地说：一定能听下去，而且会十分受益。于是我在药物所讲了一堂“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的讲座。华良是个热心人，当我走进药物所，就发现两旁贴了好几张讲座海报，这些海报制作精美，讲座结束，华良还特地揭下一张，精心卷好，扎上蝴蝶结送给我留念。这些年我在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开过不少讲，这是我保存至今的唯一的一张讲座海报，因为上面印着我俩名字：一位是社科院的主讲人，一位是科学院的主持人。科学是不分文理学科的，科学家的研究方法有时是相通的。

　　生活中的华良朝气蓬勃，浪漫而又洒脱。他虽是个科学家，但颇有文艺青年的天赋，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只要华良出现的场合，一定不缺欢歌笑语。生活中的华良是有原则的，他对盟内、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嫉恶如仇，经常发出刺耳的声音，因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生活中的华良又是精致的，他把实验室的精致带进了生活。记得一次我们一起在北京开会，早晨在宾馆用自助餐，我们都取了平时很少吃到的油条，我俩有都是南方人，于是很自然的就到处找生抽而不得。最后华良请服务员帮忙，这位北方服务员竟然取来一碗老抽，于是华良为这位服务员“科普”了一番生抽和老抽。生活中的华良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他的成长经历并非一路平坦，同年的苦难同样让他刻骨铭心。好在华良有豁达的心胸，开朗的性格，即便是在苦难的年代，他也会苦中作乐。华良有一手不错的厨艺，作为老友，我对他烹制的猪头肉印象深刻。他告诉我烹制猪头肉的绝技是他小时候在农村劳动时学得的。当时的农村，每年冬天都要开展基本农田水利建设。他当时年纪小，被安排在炊事班打工。当时有个厨子，很会做猪头肉，于是他就学来了这项独门绝技。他家有一口大铁锅，平时根本没用，每年就是用这口锅烧一次猪头肉。以前春节前后，我们这些老友都会聚聚，我们最为惦记的就是华良亲手烹制的猪头肉。每当华良出现的时候，他手上总是高高举着一个塑料包，并且大呼：猪头肉来了！这成了我们一年中最为欢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