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章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春天的悼词-深切悼念我的恩师谢毓元先生（杨春皓）

　　3月27日上午，恩师谢毓元院士与世长辞，令人不胜悲痛。中午从中山医院回来，思绪凌乱，脑海中与先生相处的许多往事纷至沓来，想写点什么，但又无法成章。与先生相处日久，越发地从心底里尊崇他和亲近他，不仅因为他是在药学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是我的恩师，更因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待人宽容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时刻给人以温暖力量的人，和他相处用“如沐春风”这个词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很多文章报道了他的卓越成就和不平凡的人生，我这里仅以与先生相处的点滴往事来缅怀谢先生。

　　第一次和谢先生见面是1999年秋天想报考他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去拜访他，那时候心里是惴惴不安的，因为我硕士期间主要从事偶氮显色剂的研究，做过的有机反应主要就是重氮化偶联，训练偏少。没想到见面后谢先生将我引到实验台旁边的小书桌那儿并排坐下来，说“你半年前给我写的信收到了，你没有做过多少实验，实验基础差一点，这不要紧，以后只要多动手练习就可以。”后面聊天的一些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一是震惊于他的记性，二是感动于他的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尤其是他的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最终如愿考入药物所成为他的博士生。

　　入学以后，我的课题是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的设计与合成。记得第一次汇报课题进展时，他指着我合成的化合物结构说：“你这个不像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啊。”真是一语中的，语气平和，并不严厉，也没有过多的批评。但他的话如醍醐灌顶，促使我进一步去翻阅文献，探究这类药物的构效关系，在化合物设计过程中将类药性作为考虑的重要方面。类药性的考虑到今天也一直是我和学生反复强调的事情。

　　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有两件小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的师弟查到一篇俄文文献，因先生精通俄文，所以去请先生翻译。当时先生的办公室在二楼，我们的实验室在三楼，师弟前脚送下去刚回到三楼，先生随后就气喘吁吁地到三楼实验室找师弟，将翻译的东西交给他。翻译如此之快有点出乎意料，让我们更为感动的是他一个上了年岁的人亲自爬楼送上来，其实完全可以叫一个学生送过来，或者打一个电话。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非常寻常。

　　另一件事是师兄毕业论文提请谢先生修改，谢先生不但很快审完论文，在论文中夹了很多批注的纸条，而且将论文中极细小的拼写错误也指正了。原来论文的文献引用部分有一个日文文献，师兄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拼错了，竟然也被谢先生指了出来，这件事可以说当时给了我们强烈的震撼，师兄崇拜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

　　2003年5月我面临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先生看了我的博士论文后觉得比较满意，遂找我谈话，说：“你回高校去教书可惜了！有没有想留下来做研究工作？”。当时我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属于委托培养，原则上是要回到原单位的。也正是因了谢先生的争取和挽留，我才走上了药物化学的研究之路，让我的人生方向彻底发生了改变，我从心底里感激先生。留在组里工作以后，和谢先生相处的机会多了，尤其是在我逐渐接手课题组的事务以后，经常会去浦西向先生汇报工作，每次去也都是谢先生刷卡请我吃饭，我也没有感到任何不对和压力。每当他听到课题组的研究有了进展或者申请到了经费都会很高兴，知道我们的抗肿瘤药物获批进入临床时更是高兴万分。

　　近距离与先生接触后，越发觉得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喜欢打牌，我也有较多机会和先生一起打八十分，赢了他会哈哈大笑，输了也经常会和对家为谁打错牌而起争执，和科研一样较真，对方言语上有些激烈也毫不在意。

　　2011年5月课题组组织了一次去大连的活动，谢先生也一同前往。棒槌岛、星海湾广场、金石滩地质公园、老虎滩海洋公园，先生玩得很开心。在海边学生们想坐冲锋艇，没想到八十七岁高龄的先生也跃跃欲试，虽然我有些担心，但看着他兴高采烈的样子，不忍心扫他的兴，最后他和我们一起坐了冲锋艇，过了一把瘾，他的兴头完全不像一个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

　　2013年U-20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象往常一样去向谢先生汇报工作，他和我聊起了足球赛事，头头是道，眉飞色舞，原来他是半夜里爬起来看足球赛实况转播了，虽然我不懂足球，但他对足球的热爱、对体育的热爱瞬间感染了我。

　　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事，当时只道是寻常，但无一不体现了谢先生他的平易近人，大气谦和，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我想也许我这辈子在科学上永远达不到他老人家的高度，但我愿意做和他一样给人以温暖力量的人。

　　“硕业功勋犹可见，朗声笑语不再闻”，谨以此短文悼念我的恩师谢毓元院士，他的精神和音容我们会永记心间。

杨春皓

202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