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章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悼念恩師谢毓元院士2（胡玉麟）

　　3月27日上午（美东时间）获悉恩師谢毓元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悲痛萬分, 不知所措。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不仅药海求索、毕生奋斗，淡泊名利、大气谦和，更为我国创新药物研发和药学事业发展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他是我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谢先生对我的恩惠是终身受益，难以忘怀。鉴于当前疫情無法前往悼念告别，甚感遗憾和歉意。关于他的卓越成就和不平凡的人生已有许多报导，这里就我难以忘怀的点滴往事来缅怀谢先生。

　　我是1959年，来到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名中专生。1961年从当时的抗菌素研究室发酵车间调到谢先生的实验室。有机合成对我来说是一个门外汉，零基础。他不仅在技术上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有机合成，还鼓励我去上夜大学。当时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业余大学上学，每周一到六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每周一、三、五晚上去念书。在1965年，我完成学业，取得同等学历的大学文凭。我在 “文化大革命后” 的1978年，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成为谢先生 “文革” 后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1981年我获得硕士学位，留在谢先生实验室工作。1985年我来美国，先后在UVA和NIH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任访问学者和Visiting Fellow, 以后在跨国药企R&D任职到退休。这一切与谢先生的谆谆教导和培养分不开的。不仅如此，这还与谢先生做人公正和坚持原则的高贵品质不可分割。

　　“文化大革命”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每位导师登报招生，各地的学生自由报名。当时报考谢先生的学生有30人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考试通过科学院统一命题。我成绩还是不错，并进入面试。面试也通过了，但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让我放弃研究生的入学录取名额，让另一个人取代之。谢先生在这件事上非常讲原则。他说：“报考我的研究生中间，胡玉麟成绩最好，他通过院部的统一命题考试和所学术委员会的面试被录取了，你要把他去掉，我不同意。你让另外的人来当我的研究生，他没有报我的名，也不一定认为我可以当他的老师。”所以在谢先生的坚持下，我终于有幸能成为谢先生“文革”后的第一名研究生。没有谢先生的坚持原则，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从心底里感激先生。在当今社会，一个人能说真话、讲原则是多么难能可贵和崇高的品质。

　　谢先生在实验室里提倡三严作风，即严肃、严格和严谨。不仅要求学生们严格执行，他自己总是以身作则。看上去他是个十分严肃的人，实际上工作之余，谢先生是非常随和，平易近人。每年春节，我们实验室的同事常在初一那天去他家拜年，他和师母叶医生总是热情招待，为我们准备丰盛的午餐和点心。平时午休时我们常打扑克牌，玩牌时他也非常投入和认真。他是桥牌高手，据说在分院内还稍有名气。

　　多年来，每次回国看望谢先生和老同事是我行程中的重要日程。我们在敘旧中他常关心在外的学生和老同事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并非常坦率和诚恳讲出他的看法。所以大家都很愿意与谢老师讲心里话。

　　宗师仙逝, 巨星陨落, 师恩难忘, 恩师千古。谢先生的音容和品格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胡玉麟

　　2021年3月30日于美国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