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历史
从1932年创立到新中国建立前夕,药物研究所在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中国现代药物研究的史册写下了厚重的奠基篇章。
武康路时期,药物研究所的研究目标是“在使中国药物科学化,质言之,即分析其成份,提取其有效质素及鉴定其药理作用,盖药无论中西,其应用则一,苟合乎科学标准者,皆足供今日医药界之需要。”同时,“除研究天然药材外,药物之化学合成,亦同时进行。”研究的中药有贝母、延胡索、麻黄、曼陀罗、细辛、防己、雷公藤、三七、黄藤、大戟、钩吻、常山等数十种,研究结果多发表在美国化学会会志、德国化学会会志、中国生理学会会志等中外学术期刊。
当时研究的中草药有麻黄、莽草、曼陀罗、延胡索、钩吻、贝母、除虫菊、细辛、防己、雷公藤、三七、大戟、常山等数十种。
赵承嘏带领高怡生等,与药理学家张昌绍、陈克恢等人合作,研究常山的抗疟有效成分。他们从常山中分离到3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异构体,并发现常山丙碱的抗疟作用为奎宁的148倍。这一研究成为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常山抗疟热潮研究中的“高峰”,赵承嘏等人关于常山碱化学研究的论文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张昌绍等药理学研究论文发表于《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
1949年以前,药物研究所主要着重中药的研究,对几种重要的中药,如:麻黄、细辛、贝母、延胡索、常山等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性质等(药理方面工作由有关单位合作进行)都进行过系统研究,相关研究刊登在1953年第八期的《科学通报》上。
抗战胜利后,由于中法大学中断了办所经费,员工工资只能靠他的私人积蓄发放。抗战期间,吴有训先生将当时亚洲唯一的钴60放射源存放在武康路药物所内,日本占领军曾千方百计寻找此物未得。赵承嘏所长的坚韧与执着使得药物所在风雨飘摇中顽强生存了下来,他作为中国药用植物化学的先驱者,无愧为一位杰出的爱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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