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华

　　2018/5/2

　　2010日年6月20日，我们抵达汉堡的第二天，王逸平疾病发作了，血尿、腹痛。此后的三天，他一直是躺在酒店的床上度过的。疼痛难耐时，他将自己泡在浴缸的热水中缓解。而就两天之前，在尼斯的地中海边上，他还神采奕奕地和我讲，于他而言，丹参仅代表过去，他说道，“如果做了一个新药，临床医生处方时首先考虑到它，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远大的目标、多病的身体，两者伴随王逸平终身。自93年的手术确诊克罗恩病后，他的肠道疾病时而发作。在汉堡，他不能吃饭，我每天为他去找热水冲泡胺素维持必须的营养摄入。三天之后，我们几乎是架着他上了飞机，带回了上海。从此后，他又多了另一种疾病—肾结石，和克罗恩病一样，发作时疼痛难忍。记得也就是那次汉堡之行后，他在办公室的冰箱中常备着急救的注射针剂。王逸平本质上是个乐观的人，长年的疾病也改变不了他的风趣和幽默。他曾拿出注射针，夸张地向我表演怎么注射；也曾拿出肾结石的样本向我展示。似乎这些是很平常的事情，于医学出身的他而言不算什么。

　　我与王逸平相熟始于2006年冬天，我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合作，研究抗动脉粥样硬化新药。从此后我们就有了长达十多年的合作和友谊。记得也是在2010年早春，我在成都飞回上海的航班上突发疾病，是他陪我上救护车到医院急诊室的。

　　我们合作约有十二年，项目在2014经历了重大的挫折，GSK公司的Lp-PLA2抑制剂三期临床出现了重大失败。在经历了几年的探索后，我们将适应症转向糖尿病黄斑水肿。在他去世之前，我俩正等待着一次长期动物实验结果的揭晓。

　　尽管他仅比我大三岁，王逸平很早就担任课题组长主持新药项目了。他是新药丹参多酚酸盐的主要发明人，已经是功成名就的资深科学家了。和他相处十几年，平时常在一起讨论或聊天，对他的科研工作风格有所了解。长期地一线工作形成了他独特的科研风格。他是经典的心血管药理学家，他自己的兴趣在新药发现上，他把发明新药作为他的工作目标。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近年他也在积极拓展他的研究领域—降脂、慢性肾病和眼科疾病。他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一些大伙热闹的领域很少看到他的身影，甚至基金申请、新闻报道、乃至获奖也不太看重。他常说做新药要有定力。他也是求实的人，对于项目选题的凝炼和关键节点的把握功夫非常老到。他每周末几乎都在办公室加班，对他主持的多个项目进行梳理，笔记本上都会整理一周的结果分析，理出下一周的工作安排 。

　　4月11日，王逸平突然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无尽的哀伤和感慨。如今我们慢慢接受了人生的无常，但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王逸平，一位同事，一位老师，一位朋友，一位兄长。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成就了不朽的业绩；

　　他自己承受着25年的疾病折磨，却用新药造福了千百万人。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王逸平研究员，在他病弱的身躯下，拥有着一个坚强和崇高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