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由于药物所人员太少，被并入有机化学研究所，但专设为人员、经费和科研业务等独立的药物化学研究室，赵承嘏任室主任。成立有机化学研究所时，赵承嘏又一次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庄长恭力推赵承嘏出面主持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工作，但赵承嘏年迈且因在日本占据时期有人疑心其与日伪合作，因而没有出任所长。

　　此时，赵承嘏虽年近古稀，仍不辞艰辛，除了继续开展植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一心想着恢复药物所。他在脑海中规划着药物所的未来，想把药物所办成一个真正能出药的机构，对人民有所贡献，他从加强科研力量着手，在国内外广罗人才。

　　20世纪50年代，高怡生先生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国，回到他的老所长身边，帮助赵承嘏恢复药物所的建设。除化学人才外，他还设法聘请药理学家来参加工作。丁光生先生即是通过丁光生之父丁绪贤先生（本文开头曾提到他写的诗）把他从美国邀请回国的。从他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为国家药学事业的关怀心情，他说：“我虽老矣（65岁），但希望年轻一代有为者能接上班，为我国药学事业有朝一日大放光彩”。他从北京农业大学邀请蔡润生先生来所建立了抗生素组，通过张青莲先生将谢毓元从清华大学调入，后又争取留英归国的药物化学家嵇汝运、留苏回国的胥彬等。他也从国内大学招聘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金国章、池志强等人来所工作。加上原来在上海工作的曾广方、朱任宏等，药物化学室力量逐渐增强，赵承嘏适时牵头成立了植化组、合成组、药理组和抗生素组。

　图1 赵承嘏在国内外广罗人才

　　1953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成立药物研究所，赵承嘏重新被任命为所长。很快药物所发展成为化学和生物两大学科互相渗透、互相配合、具有研发新药能力的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机构之一。他为新中国药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布局了未来，展示了一位科学大家的高瞻远瞩。

图2 1953年，中国科学院下发《通知任赵承嘏为药物化学所所长并请先行亲事》公文

　　解放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使中国几乎空白的医药工业举步维艰。赵承嘏多次接受人民政府的突击任务，帮助解决制药工业生产技术难题，为中国在短时期内填补空白，扩大药品生产的品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首先指导解决了青霉素钾盐的结晶方法，为上海第三制药厂的国产青霉素顺利投产解决了关键难题，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根据在法国罗克药厂工作时的经验，指导工厂解决了普鲁卡因的生产工艺难题。他还接受西南军区的要求，完成了常山叶中常山碱含量的简单测定方法的研究任务。

　　与此同时，在以植物为原料的药品生产方面，他先后解决了从曼陀罗提取阿托品和从紫花洋地黄提取洋地黄毒甙的问题，研究确定了非常简单实用的提取工艺，指导杭州民生药厂技术人员掌握生产技术并投产，这两个药物成为该厂的主要产品。为了解决降血压药利血平的生产难题，他进行了从国产萝芙木中提取利血平的研究，分离得到了另一种具有降低血压作用的新生物碱罗芙甲素。在莲子心降压成分莲心碱的研究中，他帮助年轻科研人员把不能结晶的无定形粉末转变为可以结晶的高氯酸盐，使后来的结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建国后，上海药物所的科研人员继承和不断发展由赵承嘏建立的植物化学研究体系，并在他的领导下，对古老的中草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中草药活性成份的研究——十二种新有效成份的发现”的科研项目取得重大成果，于1982年7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对延胡索系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胥彬先生、金国章院士等从赵承嘏手里接过珍藏几十年的从延胡索中分离的生物碱样品，继续开展深入研究，发现了延胡索乙素（四氢巴马汀）具有镇痛和镇静双重作用，并发展为具有良好镇痛、镇静催眠作用的新药罗通定，于1964年通过成果鉴定，后列入国家药典。

　　图3 1982年7月，“中草药活性成份的研究——十二种新有效成份的发现”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8月，中国科学院评定出首批特级研究员8人：华罗庚、钱三强、庄长恭、赵承嘏、贝时璋、钱崇澍、冯德培、赵忠尧。特级研究员是比一级研究员和后来学部委员更高的学术荣誉。1955年，赵承嘏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代表。

　　图4 1955年，赵承嘏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赵承嘏倾其毕生精力，不懈整理研究中药，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于寻找治疗疾病的新药，直至临终之日上午仍在实验室里工作。1966年8月6日，赵承嘏在上海武康路家中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