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生，中国第一代临床麻醉学家、药理学家及编辑学家。1921年7月生于北京。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1947年获生物化学硕士，1947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做外科临床麻醉医师四年，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药理学博士。1951年7月回国，进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筹建药理研究室并工作至今；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上海分社宣传部副部长。1980年，创办《中国药理学报》，任主编。1981年，入选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1982年创办《新药与临床》（现名《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任主编。曾兼任国内10种及境外9种期刊的顾问或编委、世界卫生组织（WHO）顾问、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审评委员会主任委员。

求 学

家族中科学救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1921年7月23日，我出生于北京光明殿的一个教授家庭，父亲为我取名“光生”。我的父亲曾留学英国，是我国最早一代的化学家。母亲也曾留学英国，在任北京女高师数学教师时，与李大钊、鲁迅等为同事，是我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先驱。叔父们亦全在大学教授化工、化学或物理，所以家族中科学救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我6岁时，北伐开始。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我们全家遂南下到苏州。1931年1月我小学毕业后考入了苏州中学初中部。1936年1月我又考入苏州中学高中化工科（春季班）。刚上了一年半学，日军飞机轰炸苏州市区，年仅16岁的我不得不随父母逃往内地避难，相继借读于湖北省立武昌高中和广西省立桂林高中。次年，我以同等学历考取了中央大学医学院。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已从南京西迁至四川重庆，唯独医学院在四川成都。17岁的我，告别父母，孤身一人，攀上一辆货车，颠沛20余日，方才到达重庆郊区的柏溪校区。中央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先在此学习一年。次年，赴成都上医学院的二年级。一日，于课堂之上，我十二指肠急性穿孔大出血倒地不起。同学们立刻把我送到新设立不久的医学院手术室开刀，成为医学院手术室腹部大开刀的第一个病例。医学院本科学制为6年，1944年毕业后，我被征调到军医院任内科助理住院医师。与此同时，外科权威董秉奇教授又收我做了助手。

为了继续学业，1945年夏我考入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科新设立的生化研究部的研究生，这是中国第一批研究生招考。郑集和郭祖超老师诲人不倦的精神，让我终身受益。郭祖超老师教的是生物统计，他培养了我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有一次，郑老师把他心爱的一台德国手摇计算机和一台英文打字机借给我，如获至宝的我，每天学习生物统计至深夜，周末也不休息。这一年扎实的学习让我一辈子受益。科研之余，我常独自在实验室练习打字，这也为我后来做研究和写论文打下了基础。郑集主任聘请剑桥大学的王应睐博士归国任教，我有幸成了王应睐回国后带出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留 美　　

经过2年零9个月的勤学苦读，我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从一名医生成为一名麻醉学家，是出于偶然。当时国内还没有临床麻醉学，教育部为了配合抗战后的医疗事业发展，在1946年招考公费留学生时特设了三个临床麻醉学的名额。那年春，我随校回南京，通过了全国统一公费留学考试，到美国学习临床麻醉学。

我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一边做临床大夫，一边在药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做临床大夫时，我常常动脑筋，减少病人的痛苦。为病人施行半身或局部麻醉时，我给病人戴上耳机听音乐，这样能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在为一名糖尿病老人截肢时，我大胆地施行冷冻麻醉，获得了成功；还有一位患胸腹怪痛的病人，群医束手无策，在我给予肋间神经传导阻滞后，病人的疼痛立即消失了。有一位病人曾在Ｌｏｓ Ａｌａｍｏｓ实验室（制造原子弹）工作，多次突发呼吸窘迫入院，我不分昼夜地随时给予氧疗抢救。该病人过世后，经尸体解剖发现，其肺部有微量的铍，这是铍对人体毒性的首次发现。我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获得了病人的一致好评。

1949年12月，我被美国Sigma Xi 学会选为会员。学会里有很多著名教授，我们经常举行学术活动。我还记得有一次学术演讲，主讲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他讲的是放射性同位素的标记。他拿来了很多样本，有从埃及木乃伊的衣服上剪下来的布，然后用碳14来测定木乃伊的年份。这种方法对我启发很大，后来我很多研究工作都用到了放射性同位素。

在当临床麻醉医生的同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药理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局部麻醉药普鲁卡因的代谢和毒性”。经过2年零9个月的勤学苦读，我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博士学位。医院的同事和病人由此而称我为“Dr. Dr. Ding”。

回 国　　

拿着中国政府欢迎我归国的复函，美国政府才对我放行。　　

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我开始考虑接下来的去向。这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抗美援朝。尽管我知道国内的条件很差，但还是毅然决定回国。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留美的中国学生有严格的控制，学自然科学的一概不许回国。得知我坚持要回国，美国人对我开始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软硬兼施。我只得给当时的政务院写了封信询问，后来拿着中国政府欢迎我归国的复函，美国政府才对我放行。

1951年7月，我从旧金山登船准备回国。临开船了，几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上船，要检查我和另一人的行李。我十分担心，因为前一年，钱学森就是在临开船前被阻止回国的。但美国人查不出所谓的违禁物品，我们的船终于起航了。

船在太平洋里行驶了半个月，终于到达香港。在香港的英国军警的持枪监视下，我们换了小轮到九龙，再换火车到达罗湖。7月17日，当我提着两个沉重的箱子，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见到五星红旗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科 研　　

我的科研工作，主要分为三方面：心血管药理研究、抗血吸虫病的研究和重金属解毒药的研究。　　

回国后，有6所医学院邀请我担任麻醉科兼药理室主任。我的姨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推荐我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在杭州与父母短暂相处之后，我就到上海药物研究所赵承嘏教授处报到了。我到所后，立即筹建药理实验室和动物房。1954年底，药理研究室发展到了20多人，初见规模。

记得解放后，我国有大量的血吸虫病的病人。治疗血吸虫病，全世界只有一种药——酒石酸锑钾，但这种药必须通过静脉注射，毒性大，而且要打很多针，不少病人刚注射完，就因为毒性太强而丧命。一定要找到解药！于是，我开始参与研制。

过程是复杂而艰辛的，经过多次反复筛选，我们发现二巯丁二酸钠解锑毒效果非常好。1957年3月，二巯丁二酸钠首次被公开发表在《生理学报》上。1958年4月26日，上海中山医院开始临床试验二巯丁二酸钠，我自告奋勇，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躺在医院里，心电图等设备通通连好。临床试验证实，二巯丁二酸钠安全、毒性很低、解毒能力很强。

1977年10月，二巯丁二酸和二巯丁二酸钠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次年，二巯丁二酸有了国际通用名succimer。现在，西方国家也承认，这是重金属中毒时的首选治疗药。1991年，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此药在美国仿制和临床使用，这是美国人第一次仿制、使用中国人发明的药。

二巯丁二酸钠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1965年10月，上海郊区4户居民吃了自己采来的蘑菇6个小时后，陆续中毒，6名小孩陆续丧命，其余17人被紧急送往中山医院，不少中毒者甚至出现了肝昏迷症状，奄奄一息。大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中毒者注射了二巯丁二酸钠，疗效惊人，中毒者全部抢救过来。这是中山医院自建院以来首例肝昏迷症状病人的成功抢救。后来，二巯丁二酸钠还抢救回了农药和毒鼠强等中毒病人的生命。

办 刊　　

1979年，全国第一届药理学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创办一份药理刊物，大家推选我任主编。　　

回到上海后，我边组织一批编委商讨研究，边学习编辑业务。第二年，《中国药理学报》创刊。1982年，我又创办了《新药与临床》。这之后，我的所有精力都转到了办刊上。

我坚持认为编辑有学。1983年，我参与筹备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当时很多人提出不同意见，说编辑学在全世界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编辑不就是“剪刀加浆糊”吗？为什么还要成立学会？但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把编辑组织起来，提高业务能力。1984年，我创造的一个新的英文单词editology（编辑学），博得了国内外的认可和好评。几经努力，1985年，上海市成立了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由我任理事长。两年后，全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也成立了，我任副理事长。1989年创刊的《编辑学报（Acta Editologica）》也采用了它。1992年，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选我为名誉理事长。

为了使《中国药理学报》早日实现国际化，除了采用中文文章英文化，让中国人走出去外，我认为还必须“请进来”，让外国人主动来了解中国。早在1981年12月2卷，《中国药理学报》就刊登了来自美国Illinois大学的Philip J Medon等撰写的全英文文章。到1992年，已有一半左右的论文用英文发表，2000年，药理学报正式注册为全英文刊。

另外，我也非常重视申请进入国际著名检索系统的工作。刊物初创时，有业内同行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我都请他们带上《中国药理学报》向国外同行宣传推广。《中国药理学报》创刊第二年即被美国MEDLINE收录。1983年，美国SCI（科学引文索引）专家来上海药物研究所作讲座，我几次与他们联系。1985年，《中国药理学报》被SCI收录，成为世界核心期刊。这对于国际同行了解中国的科研工作，起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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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光生致力于研究心血管药和抗血吸虫药，筛选上千个中药与合成药。创制新解毒药二巯丁二酸（钠），对铅、汞、砷、锑、铀、裂变产物90锶、147钷等有强大的促排作用和防辐射能力。还发现能治肝豆状核变性，对毒蘑菇中毒和某些有机农药中毒有显著的疗效。1980年创办《中国药理学报》，该期刊已成为国际核心期刊之一，现任名誉主编。曾先后获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金牛奖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韬奋出版奖。2005年获上海药物研究所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