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姜澎
    “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但是97%的药物是仿制药。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靠什么药治病？”已经在新药研究领域埋头耕耘开拓了几十年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陈凯先，总是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他说：“每次在药房里看到放在第一排的药都是‘洋药’，总感觉自己面对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压力，70岁的陈凯先一直带领着团队，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研究领域不断开发新成果，使我国药物设计研究领域快速发展，成为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之一。

　　开拓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领域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现在已是药物设计中的重要手段，当初最先开发出这一方法的，正是陈凯先。

　　1988年，陈凯先完成了法国的学业，回到了上海药物所。靠着2万元科研启动经费，陈凯先开始了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领域的探索。那个时候，这样的研究在国内还是首创。

　　二十多年过去了，陈凯先和同事当年努力开拓的研究方向，如今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上海药物所的药物设计和发现研究中心，率先实现了相关运算程序的高度并行化，成功地把运算速度达数万亿次/秒的国产超级计算机，应用于药物—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的分子动力学模拟、大规模化合物数据库的虚拟筛选、药物分子设计中。运用这些方法，他们发现了一批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严重疾病的活性化合物和多个药物先导化合物，其中一些已被确认为候选新药，进入后续研究阶段。

　　逐步建立创新药物研究技术体系 

　　一直在新药研发一线的陈凯先有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解决新药创制的科学问题。

　　1996年，陈凯先担任药物所所长，他向自己的团队提出这样的思路：“药物所作为我国新药研究的国家队，对提高我国药物研究的创新能力固然负有重大责任，但是，我们每个科研人员更应该清楚自己肩上的另一个使命，那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新药创制基础研究的无比重要性”。为此，陈凯先和他的同行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广泛收集研究各种案例和数据，形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100多位院士在这份报告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据介绍，我国第一批10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973项目）在1998年正式开题，其中就有关于创新药物的项目，陈凯先担任首席科学家。而在首批国家“攀登计划”中，《创新药物研究的现代理论及方法》也成为我国创新药物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基础研究项目。而上海药物所联合兄弟单位申报的《重大疾病创新药物先导结构的发现和优化》项目，也经过激烈竞争和严格评审，成为全国首批10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即973项目）之一。

　　陈凯先用了8年多时间，组织和带领药物所科研人员建立起药物设计和发现、药物安全性评价、药物代谢研究等研究中心，同时，完成了制剂研究、药品质量控制研究等技术平台建设的框架，逐步建立起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创新药物研究技术体系。

　　回归传统，第三次“创业” 

　　2005年，陈凯先担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他的创新研究范围扩展到更大的领域：探索并推动古老的中医药与现代的科研体系相结合。

　　当时很多人担心：一个从事化学合成药研究的人，怎么当得好中医药大学的校长？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陈凯先担任校长期间，学校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中药学科的第一名。

　　“我国药物研究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优秀成果源于天然药物和中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青蒿素类抗疟药，以及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陈凯先告诉记者，“我自己在做药物研究工作的时候，也曾向中药‘取经’，同时中医领域也有很多的未知尚需现代科学来解答。”

　　他的学生对记者介绍，陈凯先担任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上海生命科学院建立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利用上海生命科学院在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分离、鉴定、筛选、药效和药理研究方面的优势，解决中药现代化和标准化的难题。正是在他的推动下，2005年，中医大成立了第一批流派工作室，传承古老的中医文化思想，并且组织年轻人整理中医思想和研究中药的药理。

　　由陈凯先领衔的一些有重要意义的中医药项目研究启动了，其中，“973”计划项目“中医脏腑理论肾藏精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上海中医药大学几代专家开发出的“四诊仪”，也被成功应用于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承担和完成了我国参加的国际航天合作项目——“火星500”计划。

　　值得关注的是，诺贝尔奖生物学奖得主穆拉德教授和“代谢组学之父”杰里米·尼科尔森教授也在陈凯先的影响下，先后加入了中医药大学的研究团队，共同参与对中医药文化的研究。

　　（原载于《文汇报》 2015-06-16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