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款乳腺癌新药获批上市发布会后的间隙，经济观察报采访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这个在公共话题里不那么醒目的名字，却是中国创新药研发过程最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创新药研发还非常薄弱，临床用药绝大部分依靠仿制，生物药基本为零。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要保护知识产权就不能再走仿制的老路。

　　在这个严峻的历史转折面前，中国开始加强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出了中国医药领域最早推动创新的国家计划——“1035工程”，进入新世纪也先后部署“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和“新药创制专项”。

　　陈凯先便是这一系列科技专项的（总体）专家组成员，也是“新药创制专项”的化学药责任专家和技术副总师。

　　“新药创制专项”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简称，在陈凯先对经济观察报的讲述中，也被称作重大专项、或专项。这个专项是国务院2006年部署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于2008年开始实施，2020年收官，走过了3个“五年计划”，共收获60多个获批的一类新药，还有100多个新药处于三期临床或申报上市阶段。

　　回忆新药创制入选16个专项的过程，陈凯先说“很不容易”。当时流传一个说法，专项的成果要像探月工程、大飞机一样使人眼前一亮，振奋民族精神，药片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放入重大专项？后来担任新药创制专项技术总师的桑国卫院士，带着药学界的专家努力争取，最终推动新药创制纳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陈凯先把新药创制专项的经验总结为“举国体制”：不是给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而是协调政府各部门，形成配套完善的全方位政策支持环境。他和相关的专家都希望重大专项能够在“十四五”接续下去。

　　今日医药领域的创新发展环境，远非当年能比。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更使生物医药的发展站到前所未有的高点，其中创新药的研发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最早的“1035工程”，到最近的“新药创制专项”，经过5个“五年计划”，现在的中国已经逐步具备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能力，也获得了一批瞩目的创新成果。不过陈凯先还有更高的期待：中国现在的创新还是处在“模仿创新（me-too/me-better）”的阶段，“原始创新（first-in-class）”的成果还很缺乏。他期望中国的创新药物研究能够实现新的跨越，开辟出“从0到1”的新赛道。

　　“大飞机”和“小药片”

　　经济观察报：“新药创制专项”前期的筹备思路是什么样的？

　　陈凯先：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国家历来对药物研究都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受到经济和科技水平的限制，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还是不够的。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药物研发能力非常薄弱，我们临床使用和企业生产的药物绝大部分依靠仿制。国外出一个药，过几年中国就仿制出来了，这些仿制药一方面支撑了医院的临床用药，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医药工业的发展。

　　九十年代，我们统计我国生产的化学药，100个品种有97个来源于仿制，中国自己研发的只有2-3个，比例非常低。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变化——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

　　保护药物专利首当其冲，凡是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你就不能仿制。这样一来，中国就碰到非常严峻的局面，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就只能用高价购买国外的药物，或者等国外药物专利过期后再去仿制，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下定决心要加强医药创新。当时由国家科委牵头、有十多个部委参加，启动实施了“1035工程”，这是我国医药领域推动创新最早的国家计划，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医药创新。

　　“1035工程”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研发出10个具有专利保护的一类新药，支持建立5个新药筛选中心、5个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5个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

　　从2001年到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863计划中设立了“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专题，继续有力支持创新药物研究。

　　又过了5年，然后就到了“新药创制重大专项”。这个专项于2008年开始实施，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经历了3个五年计划。今天我们的药物研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条药物创新之路，是经历了这十几、二十年不断努力，国家大力支持，政策上不断完善，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经济观察报：新药创制如何被列入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陈凯先：这件事的起源是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就制定了一个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

　　进入新世纪，国家提出要制定一个新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跨度是15年，从2006到2020年；从2003、2004年就开始组织各方面专家讨论研究。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当时我们药学界的专家就努力争取，希望能把新药研究放进专项计划里面。

　　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希望把自己领域放进重大专项，竞争非常激烈。当时遴选重大专项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要求专项的成果要能够使大家眼前一亮，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像探月工程、大飞机等等。因此有些人就觉得，药片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放到重大专项来呢？

　　桑国卫院士带领药学界的专家积极推动和努力争取。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下，新药研究最终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

　　接下来就是进行专项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论证。在科技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的领导下，国家卫计委作为牵头实施部门，组建了专项总体专家组，开展战略研究报告和实施方案的研究和编制工作。桑国卫院士组织大家反复讨论研究，不断完善实施方案。我也参加了这个过程。

　　经济观察报：专项给企业的支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凯先：企业申报的课题立项以后，就成为国家支持的研发项目，会得到国家和地方研发经费的支持。虽然从药物研发需要的总经费来说，专项支持的经费占的比重还是很小，但企业会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关心。

　　在国家药品审评审批的过程中，专项支持的研究项目可以走绿色通道，缩短审评审批的时间，这对企业来说非常要紧，对于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很重要。

　　另外，在医保准入上也可能是一个加分项，甚至企业在向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支持的时候，也会增加机会。

　　“光给经费是不够的”

　　经济观察报：专项有什么阶段性特点？

　　陈凯先：科技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对重大专项实施的总体要求，是要集中目标、聚焦重点、不要分散，确保能够取得标志性的成果。

　　新药重大专项的实施，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有不同的重点和要求。第一个阶段是布局，或者叫“铺”。这个阶段围绕肿瘤等10类重大疾病、新药品种等5个方面组织课题开展研究，面比较开一些。

　　第二个阶段是聚焦目标、重点推进，或者叫“梳”。专项领导部门强调，应该突出重点，要预想到2020年能交什么账？取得什么成果？新药专项按照这个要求，进行梳理和推进。

　　第三个阶段就是要重点突破，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这个阶段的重点要求简单说就是“突”。

　　经济观察报：在专项实施过程中，你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陈凯先：总体专家组在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带领下，按照所赋予的职责和三部委、卫计（健）委的要求，认真努力开展工作。一个项目的实施，从立项、执行、检查到最后评估、验收，这些过程总体专家组都是要参加的。

　　总体专家组每年都要研究、制定和发布专项的指南，明确专项要做什么，有什么要求。各个单位申报项目，还要进行专家评审。整个专项到底重点放在哪里，如何推进，总体专家组都要发挥决策、咨询等重要作用。总体专家组成员也有一些分工，我更多关注化学药这一块。

　　每5年（也就是每一个五年计划），专项都要进行总结，同时要研究制定并论证完善下一个五年的实施方案。

　　经济观察报：新药创制专项的实施，收获了几十个一类新药，哪几个让你印象深刻？

　　陈凯先：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很多，比如杭州贝达药业研发的我国第一个肿瘤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这个药于2011年上市，是重大专项实施后最先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这个新药研发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遇到过研究经费接续等许多困难。重大专项给予这个项目很多关心和支持，也带动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各方面支持。

　　还有歌礼药业研发的丹诺瑞韦钠，这是当时有望成为丙型肝炎根治药物的一个新药。由于当时国家新药审评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待评项目积压严重，这个药申报临床试验迟迟得不到批文，研发人员非常着急。他们向总体专家组反映情况后，桑国卫总师十分关心和重视，专项积极与药审部门联系沟通，经过不长的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吧，歌礼就拿到了临床试验的批文。

　　新药创制专项立项的新药研究项目，专项都会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争取审评审批走绿色通道。

　　重大专项到底能帮到企业什么，对这个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于思考国家如何推动药物创新也会有很大启发。以往国家要支持一种新药的研究，往往设立一个研发计划，然后立项审评，给予经费支持。现在看来，光这样还是不够的。

　　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建立了新的决策运行机制。除了科技部以外，还有一批相关部委参加。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是核心，共同把握好专项的决策方向和目标定位。卫计（健）委、食药监总局、国家中医药局等多个部委相互协调，在审评审批、医保准入等方面形成配套完善的全方位政策支持环境，各地方政府也提供配套支持。可以说，这是一种“举国体制”，许多企业的研发人员都高度评价和赞赏重大专项的成效。

　　“要有更多原始创新”

　　经济观察报：重大专项每迎来一个产品上市，你是什么感觉？

　　陈凯先：就像我们亲手培育的幼苗，结出了成果，这种喜悦是参与专项工作的同志都共同感受到的。专项支持了那么多项目，我们也需要给国家和社会一个交代。专项的成果就是给国家和社会的一个交代。

　　不过，仅仅激动和兴奋也还不够，还要把成果更好地运用到临床上去，对此大家都应该关心、支持。

　　经济观察报：2015年开始的药物监管工作改革，给新药创制专项工作带来什么影响？

　　陈凯先：药监部门的作用应该有两方面，一是管好药品研究、审评、流通、使用各个环节，坚决不能出问题；另一方面是把好的研发成果尽快审批上市，推动创新和发展。把这两方面都抓好，做到两手都要硬，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对于国外一些行之有效、比较成功的做法，如何借鉴和吸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心推动下，药监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新药审评审批政策，主要精神就是临床急需的、创新性强的新药，要加快审批，推动尽快上市，这就把两个责任结合起来了。

　　对于一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也加以借鉴，突破了过去的规定。比如说过去新药的评审，必须要做完三期临床试验后才能批，现在如果临床急需、创新性強，可能带来治疗上的突破，可以在三期临床试验完成之前予以有条件批准。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科学态度。

　　经济观察报：现在国内创新药企，陆续收获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在研发上还有不少短板。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陈凯先：研发上的同质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这反映出我们企业研发新药的积极性很高，反映出企业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技术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反映我们的原始创新不足，习惯于、热衷于沿着别人开辟的方向走。

　　这种状况跟一些投资机构也有关，部分投资机构对于国外已经有、国内做相同类别的药比较放心，比较敢投。对国外都没有先例的、完全创新的药，他们就会有顾虑，不大敢投，使得这方面的创新研究得不到支持。

　　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 原始创新”，开辟更多独特的赛道。不要都在人家开辟的赛道上跑，这样只会越来越拥挤，前期是研发拥挤，后期就变成市场拥挤，还是要妥善引导。

　　经济观察报：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到2020年就收官了，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新药支持项目吗？

　　陈凯先：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重大专项今年上半年主要是要做好结题验收工作。中央财政总共花了230多亿资金，还有地方财政的配合、企业自身的研发经费，最后到底效果怎么样？要有评估验收。

　　今年要把结题验收工作完成好。专项的大部分项目完成情况比较好，也有少数项目可能完成得不太理想。新药研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有成功也总会有失败，要总结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关于重大专项的接续问题，科技部、卫健委都已组织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战略研究，撰写了研究报告，从国家发展态势和重大需求来分析是否需要有重大专项的继续支持。大家共同的意见，是希望重大专项能够在“十四五”接续下去。

　　科技创新的指导方针，原先提出要做到“三个面向”：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彰显我们党“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为了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的指示，新药专项的接续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有的同志讲：你说的我都赞成，医药很重要，一定要支持，但为什么要用重大专项的方式来支持，换别的方式行不行？

　　我们大家研讨，认为重大专项这种形式有它的特点，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给予一定科研经费支持的科研计划，它是把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协调起来，营造全方位的良好政策环境，这是极为重要的。（经济观察报/瞿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