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陈凯先院士，如今依然每天只睡6小时。作为“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技术副总师，他依保持“拓荒者”本色，一路奔走，只为“让老百姓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好药”。

　　【明明钟情于物理，却误打误撞地学了化学】

　　1962年，17岁的陈凯先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他填报的是“物理二系”，以为和“物理系”差不多，却被分到了放射化学专业。原来这是国家为培养核能事业人才而设的专业。明明钟情于物理，却误打误撞地学了化学。当时有人忧虑学习放射化学会影响健康，年轻的陈凯先对此想得通透——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一朴素的想法，从此成为了他拓荒路上的人生信条。

　　1985年3月，刚刚获得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博士学位的陈凯先，没有来得及学习一天法语，就被公派到巴黎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留学。他每天工作到很晚，就连周末和节假日也大多在实验室中度过。由于研究工作的出色成果，他获得了该所1986年度尼纳·舒可伦科学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给一位外国学者。

　　学成归来的陈凯先，带了一件最重要的行李——一台计算机，这是他省吃俭用给所里购买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如今已是新药研发常用的有力工具，但在30多年前这还是一个全新领域。陈凯先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探索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方法和技术，应用这些技术发现了一批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的药物先导化合物，有的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先行者的勇气背后，往往是更高的视野】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张江高科技园区还处于初创时期，许多地方还是一片阡陌农田。上海药物所决定从岳阳路东迁至此，不啻为一个创举。作为第一家整建制搬到张江的国家级生物医药骨干研究机构，上海药物所当仁不让成为后来崛起的“张江药谷”版图中具有标志性的一部分。

　　一个历史悠久的研究所要整体搬迁，并不容易。时任上海药物所所长的陈凯先，面对的是诸多不同的声音，有人充满顾虑，也有人替他捏了把汗，悄悄劝他“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被人指责为‘卖所’的人”。

　　先行者的勇气背后，往往是更高的视野。彼时，正是浦东改革开放关键时刻，上海启动了“聚焦张江”战略。 “上海药物所是‘国家队’，理应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这是陈凯先当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一次次的促膝交心中，共识逐渐形成。上海药物所顺利东迁，不仅成为“张江药谷”最早的拓荒者，也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而张江如今已是我国新药研究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集聚了1000多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

　　新药创制事关人民的健康，但在十多年前，要将“小小的药片”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并不简单。当时，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在这个框架下也正在酝酿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药学领域的专家期盼能把新药创制列入重大专项，但有些专家对此表示质疑：大飞机、探月工程等项目列入重大专项能振奋民族精神，小小的药片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和美国、欧共体、日本先后达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中国启动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最终加入了该组织。这些重大事件使得中国的药物研发和产业发展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将不能无偿仿制国外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加强自主创新成为当务之急。陈凯先提出我国生物医药自主创新“三步走”的设想，牵头起草了把新药研究列入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征集了一百多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对 “重大新药创制”的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重大专项立项实施后，推动我国新药研究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2008年，张江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如何破解发展瓶颈和政策壁垒？陈凯先同张江园区的同志一起撰海今年的一件大事”。这一建言推动了“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09－2012）”的制定，促进了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的新一轮发展。

　　2005年3月，刚卸任上海药物所所长的陈凯先，出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在他带领下，上海中医药大学取得了多个行业第一：第一个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的中医药高校；第一个完成美国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的复方中药制剂；第一台进入国际航天合作项目“火星500”计划的中医四诊仪；第一个通过CANS实验室认证的中医高校；第一个拥有国家GLP认证的药物安全评价研究机构的中医高校。新冠疫情暴发后，陈凯先积极参与、协调和推动中医药防治新冠病毒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为防治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给出证据。他还前瞻性地提出，中西协同将成为提高防治新发传染病水平、降低医疗费用和社会成本的有效手段。

　　【他的时间表常常没有休息日】

　　熟悉陈凯先院士的人，无不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陈凯先曾跟随我国量子化学奠基人唐敖庆先生学习，第一堂《群论》课老师用英语出了一道线性代数题进行测验，而他之前从未接触过线性代数，连题目都看不懂。不服输的陈凯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硬是依靠课余时间自学，掌握了线性代数。

　　时至今日，年逾古稀的他依然常常每天只睡6个小时左右。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刘平感慨不已：“他的时间表里就没有休息日，忙起来就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有一回为了赶一个汇报PPT，我们全都累趴下了，只有陈校长一个人还在那里弄。”

　　中科院院士、上海药物所研究员岳建民依然记得，有一次他申请科研经费，获得了答辩机会，起初他做了一个很粗糙的PPT，时任所长的陈院士百忙之中点名要看他的PPT，并提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曾受所里委托去外资药企工作4年，回来后收入少了许多，当时有很多选择机会，但我还是决定留在所里。陈所长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真的关心人。”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副总裁詹常森介绍，作为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一员，陈凯先从2015年至今每次都认真参加会议，一共提了30多条行之有效的建议，还不厌其烦帮助修改企业申报国家项目的材料。

　　陈凯先总是微笑示人，语调平和，给人可亲可近之感。“只要在路上遇到了陈校长，他总是会停下脚步，交谈几句。他有一个让人暖心的工作习惯，遇到重要事情，总是会倾听教师和学生的看法。”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陶建生说。

　　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柳红在中国药科大学念博士时，曾经来上海药物所学习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陈凯先。“当时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生慕名前来学习，素未谋面的陈院士非常谦和，热情接待并主动抽出时间带我去计算机房看一看。”

　　1983年12月，陈凯先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这是我多年的夙愿。早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进入药物所后，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对党的认识，再次写了一份长长的入党申请书”，陈凯先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今，有着38年党龄的陈凯先，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不管走了多远，只有不忘初心，才能不负“做好药”的使命。（解放日报记者/ 黄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