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0岁的丁光生先生,活成了一个传奇。
他出生于1921年7月23日,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日子。
他作为主要研究者研制的解毒药二巯丁二酸,是美国仿制的第一个中国新药;63年前,他甚至以身试药。
他在花甲之年创办了《中国药理学报》,荣获了中国出版工作者的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他的退稿风格独树一帜,要投稿人自己去“悟”哪里有错。
百岁皓首翁,赤子少年心。尽管已是期颐之年,他在人们印象中,还是那个蹬着28寸自行车,斜挎着书包,凌晨四五点就来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工作的丁光生。
【“你想离开吗?”“不,我要在自己的祖国一直呆下去。”】
丁光生出生于一个科学世家,父亲是中国半微量分析化学研究和世界化学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母亲是我国早期的留学生之一。1946年,丁光生通过全国统一公费留学考试,到美国学习临床麻醉学,是中国第一代临床麻醉学家。1950年6月,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药理系哲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外科担任临床医师,这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丁光生面临人生抉择。一方面是美国多个知名机构的工作邀请,另一方面是父亲来信提及国内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过一张照片,讲述的是解放军为了不扰民而露宿上海南京路的情景。这坚定了他回国的信念。在太平洋航行了半个月之久,他辗转到达香港,在英国军警的持枪监视下,换小轮至九龙,换火车至罗湖。“当我提着两个沉重的箱子走出罗湖火车站,第一次见到五星红旗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丁光生写下的文字。
从此,尽管历经“文革”磨难,他也从未想过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他的长子丁民乐回忆,父亲教自己学的第一首歌,就是国歌。1976年的一天,平时有些严厉的父亲在默默流泪,原来他获悉有人不堪忍受“文革”中的不公待遇,离开了祖国,他为此感到难过。“你想离开吗?”“不,我要在自己的祖国一直呆下去。”丁光生的回答,没有半点犹豫。
【以身试药,成为了第一个静脉注射此药的人】
上海药物所从1932年建所至50年代初,一直缺乏药理研究,很多时候需将样品寄往美国进行药理实验。新中国成立后,样品寄送渠道受阻,建立自己的药理研究室,迫在眉睫。
丁光生就是这时候来到了上海药物所。药理实验离不开动物,当时国内物资匮乏,他就把仓库改建成动物房。天冷,水泥不易干,他就守着炭炉去烘干,夜里睡在施工中的动物房内。从动物房的设计,到笼子的选购,他都亲力亲为。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描绘的正是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造成的惨状。当时,主要用锑剂来进行治疗,但锑剂会产生很大的毒副作用。奉命于艰难之际,丁光生开始研究锑剂中毒的解毒药。1957年3月,他与梁猷毅、谢毓元等人,合作研究出了具有解毒疗效的创新药——二巯丁二酸钠。
这个药到底效果如何,需要通过临床试验来验证,首先要看人能否忍受。于是,丁光生捋起袖子,以身试药,成为了第一个静脉注射此药的人。临床结果显示,该药不仅能解锑剂的毒,还可以解很多重金属的毒,比如铅中毒、汞中毒,甚至砷中毒。
在该药的基础上,丁光生等人对口服二巯丁二酸进行了系统药理研究,它毒性低、易吸收,对治疗多种金属中毒均有明显疗效,不亚于二巯丁二钠。1991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二巯丁二酸用于儿童铅中毒,这是我国研制的化学药品首次被美国批准仿制。
【“要把中国最好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
花甲之年,再踏征途。1980年,丁光生创办《中国药理学报》,并任主编。在这之前,全国没有一份好的药理刊物。
“这是一份开创性的工作,需要有人全身心去做,丁先生不惜丢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非常了不起。”中国工程院院士丁健说。
丁光生敢于创新。尽管刚开始这是一份中文期刊,他坚持要附上英文摘要,后来要求图表和图例也要有英文,这样一来,外国人也能看得懂主要的科研数据。
《中国药理学报》创刊仅五年,就被美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是早期被SCI收录的少数中国期刊之一。
很多药理学研究者都有过被丁光生反复退稿的经历,而且他对于论文存在的问题一开始并不明说,他曾经说过:“自己找出错误,才会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至今记得,多年前自己做所长时,一次讲话提到全所有多少论文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上,当时丁光生就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好的论文不能只发表在国外期刊上。
“要把中国最好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这是丁光生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听说有人要出国,他就会送几份《中国药理学报》过来,请他们带到国外去交流。
【四五点就到单位去工作,总是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进大门】
“我们很难在早晨看见爸爸,因为他四五点就到单位去工作了,总是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进大门。”长子丁民乐说,丁光生觉得这段完整的时间不会有人来打扰,工作效率最高。
在孩子眼中,丁光生一年365天都在工作,没有节假日。为了节约时间,往往早上在食堂就把午饭一齐买了,他似乎永远都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斜挎着一个补了又补的包,经常有人误以为他是一个老工人。
丁光生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上世纪60年代,他要去安徽送解毒药,所里派了车送去机场,结果他不让送行的家属搭车。等家属搭公交车到了龙华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
“丁先生非常随和,大院里很多小孩子的名字是他取的,特别是英文名字。”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晓玉说,他记得很多同事的生日,会第一时间送去问候。大年初一一大早,他还会敲门给同事拜年,后来眼睛不好了,就改成电话拜年,他也不多寒暄,说上一句新年祝福就挂断电话。听别人说是无锡人,他就用无锡话拉家常,换了常州人,他也可以立即切换频道,没有一点架子。有一次慈善基金会去看望他,结果报道出来,把他与贫困老人混淆了,他看了哈哈大笑,一点也没有生气。
在上海药物所岳阳路园区,有一棵百年香樟,依然郁郁葱葱。正如丁光生先生,走过了一百年的岁月,依然还是那个初心少年。 (记者/黄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