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浓，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柳红结束了一天的实验准备回家。下了楼，见还有辆车停在一隅，她有些惊讶。可看清了车牌，她又释然了。抬头，那间熟悉的办公室果然还亮着灯。

　　办公室的主人，是中科院院士、药物化学家陈凯先。年过古稀，他依然奋战在药物创新的第一线。站在张江这片热土，他的愿望始终没变：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好药。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石库门弄堂里长大的陈凯先，特别爱读科学发明的故事，小小年纪心里就萌生了科技报国的种子。高考那年，陈凯先误打误撞“闯进”了化学领域。自此，这条日夜兼程的科研路，他一走就是几十年。

　　可那会儿，当国内还处在“文革”动乱中的时候，国际药物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人类发现和开发新药主要依赖随机、盲目的实验筛选，而量子化学理论计算、分子药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和交叉，让药物研发开始走上了理性设计的道路。

　　如今，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已经成为新药研发的必备过程；可在四十多年前，这个领域在国内基本上还是几近空白。考取了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生的陈凯先，被派去吉林大学学习量子化学。没想到，这个大家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第一堂课就吃瘪了。“老师一句话没说就用英语出了道线性代数题。我之前没学过，连题目也看不懂，只能写了名字交了白卷。” 至今回想起来，陈凯先仍觉得有一丝尴尬。之后的1个多月里，他废寝忘食，硬是靠课余挤时间自学，补上了这个原本“缺门” 的基础课程。

　　在国内攻读完博士学位后，陈凯先被选中远赴法国开展访问研究。语言不通和工作环境不熟悉，成了他到巴黎后的最大障碍。但这些困难反而激发了陈凯先的斗志。他发表的多篇论文，为抗肿瘤药的设计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祖国给了他一张书写人生价值的白纸，他在上面写满了中国人的骄傲。到法国的第二年，他获得了研究所颁发的尼纳·舒可伦奖。

　　陈凯先原本有留在法国的机会，可他婉拒了导师的挽留。他的行李里，有一台省吃俭用给所里购买的计算机，用它来开展药物设计领域的研究。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请他为留学生讲讲为什么选择回国，他淡淡地说：“我没有下多大的决心，我觉得学成报国是很自然的事。”

　　“要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祖冲之路园区，三棵郁郁葱葱的罗汉松在大门口迎接着每一位科研人和访客。这是上海药物所东迁张江、成为“药谷”首位“创业者”时，从浦西原址移植来的。每每经过这三棵罗汉松，总会把陈凯先的回忆带到2003年的那个春天。

　　故事还要从1999年说起，上海市的分管领导和浦东新区领导找到陈凯先，希望上海药物所能整体搬迁到张江。可那会儿，张江建设总体还不成气候，对外界的吸引力不大。上海药物所原先坐落于岳阳路，周围集中了很多中科院的单位，真可谓“谈笑有鸿儒”。有科研人员忧虑：离开了中科院的 “大家庭”，今后在张江孤军奋战该如何发展。更现实的问题摆在大家眼前：孩子上学、上下班交通……

　　“当时面临的各方面困难确实很大，但我们认准了一条道理——要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陈凯先坚定地说，“浦东开发开放是国家和上海的大战略，而中科院是我国科技领域的‘国家队’，理应带头克服困难。”他接连拜访所里的老前辈，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最终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也成为第一家整建制搬迁至张江的国家级生物医药核心研究机构，对张江吸引更多的机构落户起到了强大的示范效应。

　　“药物所东迁张江后，药物代谢研究中心、中药创新中心等如雨后春笋先后在张江拔地而起，生物医药创新研发的技术链与国家创新药物研发技术平台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上海药物所自身也在张江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快速发展。”陈凯先的话语里流露着兴奋和自豪，“现在，张江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药谷’，集聚了千余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创新成果l竞相涌现，还有一大批新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功上市。”

　　“药片虽小，关系重大”

　　陈凯先回忆，从新中国建国之初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我们生产的药品绝大多数是仿制国外的产品。“新药研发时间长、投入大、风险高，企业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研发新药，科研单位的创新能力也比较薄弱。” 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偿仿制药品成为了过去时。陈凯先为此忧心忡忡，“如果我们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就只能高价购买进口药物，或者要等到国外药品专利过期后再进行仿制，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真是不敢想像。”

　　加強自主研发，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华山一条路 ”。进入新世纪后不久，国家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同时也在规划的框架下酝酿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陈凯先牵头起草把新药研究列为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征集了百余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当时也有一些专家不赞成，认为小小的药片凭什么进入重大科技专项？可在我看来，药片虽小，却和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也和国家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生物安全息息相关”，他说。

　　此后，陈凯先担任《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和技术副总师。在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和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他参与了研究指南的制定、课题的遴选、管理和考核，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工作。专项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高分答卷——中国原先位于新药研发的世界第三梯队，如今已来到了第二梯队的靠前位置。

　　这位同行眼中的“战略科学家”并不服老，下一个目标已摆上案头：到2035年，新药研发要实现从 “模仿式创新”到“原始性创新”的转型升级。 （新民晚报记者/ 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