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思洁

　　在上海东部，远离都市繁华的张江高新科技园区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科学家，正致力于科研攻关，热衷于成果转化。

　　作为药物研发的源头，上海药物所早已不局限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如何更有针对性地推动创新药物研发，成为他们思考的问题。如今，建成综合性创新药物研发体系，筹建中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上海药物所像磁铁一般集聚着更强大的药物研发力量，像发动机一般推动着创新药物走向繁华的医药市场。

　　“不想只留在实验室”

　　海科路，上海药物所园区，一号楼7层，这里是研究员吴蓓丽实验室所在地。

　　走廊口，一张树图格外显眼。树图的枝杈末端标记着字符，代表着一种G蛋白偶联受体（GPCR）。密密麻麻的字符堆里，画了几个圆圈，每张圆圈里都有一个被解析出的GPCR三维结构图。

　　很多药物能发挥作用，是因为结合了细胞表面的蛋白，而这种蛋白中最为重要的一大类就是GPCR。知道了GPCR的结构，也就有了研究药物作用机理的有力武器，为新药研发指明方向。

　　GPCR有近千个，目前结构清楚的不过20来种。而近3年里，吴蓓丽所在的GPCR研究团队就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测定了5类7个GPCR结构。

　　2011年回国前，吴蓓丽每天的工作就是宅在实验室里不停地“解”。

　　回国后，她解析出一个名为“CCR5”的GPCR结构。这个蛋白是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一个突破口，解开其结构，意味着发现更好的药物阻断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细胞有了可能。

　　如果是以前，吴蓓丽的研究或许就告一段落了。可如今，她已经不想只停留在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上。“现在我们的基础研究都以疾病为导向，以药物研发为核心。”吴蓓丽说。

　　从基础研究到市场推广，长期以来，该所依靠着这样一批科学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凝练出了“出新药”的战略目标，建起了创新药物研发综合性技术平台。

　　这样的思路感染着吴蓓丽。CCR5结构解出来之后，吴蓓丽又与上海药物所的药物研发专家合作，获得了一种新化合物，在抗击艾滋病病毒活性上比已上市的药物更好。

　　转变，不止发生在吴蓓丽身上。“以前科学家都喜欢作研究，现在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研究需要落地。”中国工程院院士、该所前所长丁健说。

　　把技术推上生产线

　　和吴蓓丽一样，同样致力于成果转化的还有研究员宣利江。从最初埋头于基础研究，到现在看着技术专利变成销售额可观的药物，宣利江走过了20多年。

　　1992年，正在上海药物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宣利江接到导师徐亚明布置的研究任务：寻找和发现丹参水溶性的有效成分。

　　那时候没人想到，20多年后这项研究会让这个研究所与绿谷集团结成重大战略联盟。

　　2000年，该所将丹参多酚酸盐技术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绿谷集团。2005年，它们获得了丹参多酚酸盐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并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列为高科技产业化示范工程。

　　现在，在离上海药物所不远的地方，绿谷制药的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生产线日夜不停地运转。2014年，丹参多酚酸盐的医院销售额达46亿元人民币。同时，丹参多酚酸盐项目组也获得了许多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此后，双方合作源源不断。2005年，双方联合共建了绿谷研究院；今年1月，双方还签订了两个抗癌新药项目的技术转让合同。

　　科企联创的对象，远不止绿谷集团。上药集团、恒瑞医药、复兴医药……近5年来，上海药物所已经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1000余项，仅2014年度技术服务合同额就达到1.2亿元。

　　不仅如此，他们还走向国际市场，与国际制药巨头阿斯利康（AZ）公司共建新药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与法国施维雅制药公司共建毒理评价联合实验室；与瑞士爱泰隆公司共建安全药理遥控技术联合实验室……

　　升级版综合研发平台

　　当下，我国看似医药大国，实则医药弱国。

　　“除了制药企业多而散、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弱，新药市场被国际大公司产品垄断之外，产研联盟缺乏有效机制体制和运作实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上海药物所所长蒋华良感慨。

　　不过，令科研人员欣喜的是，正在筹建的中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或许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综合性药物研发平台。

　　2014年7月23日，中科院党组夏季扩大会议决定，以上海药物所为主体，建设“药物创新研究院”，并作为首批试点创新研究院之一。如今，这一新平台正在筹建过程中。

　　按照设想，未来，这样的新平台将以产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新药为目标，围绕新药研发、临床应用和产业转化的价值链，构建研发创新链，抢占药物研发技术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总部+分部+网络实验室+产业化基地”，是这一平台的建设方式。向西南，药物所联手昆明植物所、昆明动物所、成都生物所、西双版纳植物园；向西北，药物所联手新疆理化所、西北高原所、兰州化物所；而上海总部将被打造为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平台”。

　　在新平台上，协同创新已经超出了产学研的三方互动范畴。“我们正在建立政产学研医的协同创新机制。”蒋华良介绍，这一体系涉及1个国家机构、4个地方政府、16个院内所、16个医院、6所大学和11家制药企业。

　　“药物创新研究院建立以后，会给我们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更多转化成产品的机会，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吴蓓丽说。

　　这样的平台，让耐住寂寞做科研的科学家看清了一个方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春天已经来了，科研成果打入最繁华市场的冲力将更为强劲。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5-06-01 第4版 综合)